霍英东自述2：我幼年时期的家，其实就是一条两米长的小舢舨

1995年，我在电视上看到香港一家老牌英资银行的广告片：一个船夫站立在自家的风帆船上，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，一脸困惑和忧虑，接着，台风袭港、制水（又叫食水管制、有限制供水。香港淡水资源短缺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多次使用多种方法限制供水）、水灾相继出现……船夫带着一家大小经历这风风雨雨，最后迎来幸福和欢乐，最后，船夫自信地说：只要勤奋有毅力，不可能过不上好日子。

这个黑白效果的广告片，平实得有几分沉重和伟大，它通过一个水上人家（船夫）的经历去诉说香港的艰辛历史。

每次看到这个广告片，我总是想起我们一家，甚至信以为真这是以我们一家的生活为蓝本拍摄制作而成的。一来，我一家原本就是这样的水上人家：二来，广告片中扮演船夫的演员与我父亲霍耀容的面貌很像，三来，我一家亦像这广告片中的水上人家一样，经历了重重艰辛后，终于出人头地……

没有鞋子穿的"疍家仔"

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小木艇上，被人称为"疍家仔"和"水流柴"。1923年5月10日，我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的小船上。我在家里排行第四，上头有两个兄长和一个姐姐。在我出生后不久，我家又添了一个妹妹。在二十世纪初期，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、渔港，像我家那样的水上人家很多。他们以海为家，以船为家，船就是他们的屋。那时，在香港的各个避风塘里，一艘艘渔船在停泊、聚集，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。

我幼年时期的家，其实就是一条两米长的小舢舨。那时候，我们一家七口人，就在船上摆炉做饭，到了晚上，就挤在一起，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觉……

香港早年的水上人家主要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打渔为生的，另一类是帮人运载货物的。我家就属于后者。

我已记不清楚，我家是从哪一代起到香港来的，但可以确认的是，至少在祖父那一代开始，我家就从事驳运行业。祖父名叫霍达潮，曾拥有大风帆船，来往于省港澳之间，从事货运生意。祖父死后，父亲霍耀容师承祖业，继续以船为生，干驳运的活计。

寻根溯源，我家原籍广东番禺县。在祖父那一辈，由于拥有大风帆船，我家的境况应该算是不错的。但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，我家的处境已是相当困难的了。虽是水上人家，但我家没有自己的驳运船，父亲是租别人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。驳运货物，本来收入就有限，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，故入息甚微。好在水上人家除了吃饭糊口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开支，所以还能马马虎虎地维持生活。

船，就是水上人家的屋，海，就是"疍家仔"生活的空间，所以水上人家是甚少上岸上街的。可能是因为这样，也可能是因为家里穷，我家人是从来不穿鞋的，长年累月，我们一家几口人就是打着光脚，风里来浪里去。直到六岁的时候，我仍然没有穿过鞋。

童年的一切，很多已经变得很模糊了，但有这样一件事，至今仍然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一年大年初一，父亲要到街上逛逛。可能是为了"入乡随俗"，母亲特意买来一双新鞋子，给父亲穿上。父亲穿上鞋子，觉得很别扭，浑身不自在，在街上游来荡去几圈后，肚子饿了，就进入一间小食店。他把鞋子一脱，光着双足蹲在板凳上。一碟米粉端上来，父亲大大咧咧吃完，用手擦擦嘴，双脚落地便回船上。看见父亲光着双脚回来，我们都觉得奇怪，连忙问父亲新鞋子哪里去了。父亲一怔，才发现把鞋子遗失在小食店里，不记得穿回来了，一家人于是又大笑一番。

失去兄长和父亲

对于水上人家来说，没有鞋穿，没有漂亮的衣服穿，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居住……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。我们最大的祈望，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，一旦遇上台风，浪摧船倾，一家人就有可能葬身大海。

1930年8月的一天，我和一些小朋友在海边打野蚝。突然间，狂风四起，暴雨倾盆而下，我连忙朝我们家的艇仔停泊的地方跑去。眼前的一切，把我吓呆了：港湾里一片狼藉，船只在风浪里上下荡落、左右摇晃，有些倾倒海中，有些桅断帆破，母亲披头散发，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，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吼，而不远处的海面上，我熟悉的那只艇仔正被大浪抛上荡下……

台风来时，我的两个兄长正在船上做事，因一时来不及避风躲浪而随翻侧的小船掉落海里，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。我当时不在船上，逃过了这场劫难。

我父亲原先身患淋巴癌，久治不愈，颈部溃烂。经不起失子的沉重打击，身体越来越差，以至卧病不起。由于家里很穷，没钱医治，只能买些草药服用。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脓血化掉，就买来田螺，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，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，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。其实，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？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，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。当时，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，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后背，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，但都是枉然的。

当时，家里没有钱，不能好好安葬父亲，只能草草地把父亲埋葬在青衣岛的一块荒土上。

那一年，我才七岁。我现在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当时生活会那么绝？死了两个哥哥，又死了父亲？

我母亲姓刘，人称"刘三"、"阿三"，也有人称"霍四婶"。她强忍丧子失夫的伤痛，带着三个孩子，在港岛的街道上流浪。没有了船，就等于没有了家。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，我们一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如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？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处游来荡去……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经熟人介绍，我家四人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一间房子里。那时的湾仔石水渠街，可以说是香港的贫民窟。我家住进的那间房子，面积约有二十平方米，但却住着五十多人。房子破旧不堪，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（即双层床）把房子挤得满满的，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，就摆一些帆布床板。

我那时睡的是床板。有些时候，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，我就只好拿着床板，铺在骑楼的花盆架处，凑合着过一晚。房间黑暗、潮湿、闷热、腐臭，通不了风，透不了气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。与我们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，就因此患了肺病，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。在石水渠街，我一家人住了五六年。

母亲虽然目不识丁，但深明大义，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达礼，才能出人头地，过上好的生活。所以，在我接受过"卜卜斋"（即私塾）的启蒙教育后，母亲又送我到帆船同业义学就读。帆船同业义学是一间专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，入学是免费的。学校不是设在陆地上，而是设在船上，也就是说这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。由于是流动的，所以上课很不正常。有时我按时上学去，谁知却找不到那艘船，也不知船漂到哪里去了。

两年之后，我又转到敦梅小学就读。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，入学是要收费的，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，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。虽则如此，这个免费班只招收三十个人，入学是要考试的。学生要作一篇文章应考，我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。在被录取的名单中，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。

我在敦梅小学读了三年。那三年，是我较为快乐的日子，因为既可以和一大群小朋友一起读书、学习，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。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，我迷上了体育运动，最为喜爱的一种运动就是打球。那时，我跟小朋友一起，在学校附近，在住处附近，横街也好，公厕旁边也好，只要有二三十米阔的地方，就成了我们的"球场"。

母亲原本不想再经营驳运，所以把我们安顿好之后，她就借钱买了一部衣车，打算替别人缝衣补衫，赚点小钱糊口。但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，很少做新衣的，所以光顾的人很少，没几个钱可挣。母亲向来在海上帮助父亲从事货运生意，除此之外，其它活计她从未做过，她于是决定重操旧业，把父亲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。

但想归想，一个孤儿寡母人家，既没有自己的货船，又没有钱租得起船，凭什么经营驳运生意？就在走投无路之际，母亲遇上了香港商界、教育界的名流林子丰先生，也就是前加拿大卑诗省省督林思齐的父亲。那时，林子丰正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，每隔几天就有一艘大货轮从外国运煤炭到香港来。林子丰初时同情我家的处境，就安排母亲把大货轮上的煤炭，驳运到岸上来。

"驳运"其实就是转运，就是与停在外海的大货轮接洽，用小舢舨把货物分批运到岸上去。母亲没有船，她只是个中间商，也就是从林子丰那里把生意接下来后，分派给舢舨客驳运，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。日子长了，林子丰看出母亲讲信用、讲义气，工作可靠，对她更为关照，源源不断把自己经营的货物交由母亲安排驳运。

由于做驳运，时常风里来浪里去，安全没有保障，所以，母亲经常到附近的天后庙烧香，祈求神灵保佑。

那时，我在课余时经常帮母亲的忙。每隔几天，我就拿着母亲给我的账单，到林子丰的公司去收钱，然后分发给各搬运工和舢舨客。

在皇仁书院的日子里

1936年，我十三岁，以优异的成绩从敦梅小学考进香港一所著名的中学"皇仁书院"。这所书院是英文书院，用英语教学，其编制很特别：进校时由第八班开始，逐步升班，升到第二班，中学教育就结束。

我考进第八班A，即成绩最好的一班，入校编号是19737。

皇仁书院创立于1862年，最初名叫"中央书院"，俗称"大书院"，是香港第一间官立学校，其地位近乎英美的初级大学，校址在今日中环歌赋街、荷李活道。直至1889年，因学生人数增加，校址迁到鸭巴甸街，并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，不久又易名为皇仁书院，且一直沿用此名至今。皇仁书院以招收华籍学生为主，但也招收一些欧美及亚洲各国学生。国父孙中山曾以"孙帝象"之名注册，于1884年进入"皇仁"就读两年肄业。此外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，民初总理唐绍仪、财长陈锦涛、外长伍庭芳，以及何启爵士、何东爵士、利希慎、刘铸伯等一大批香港名流俊彦也曾在"皇仁"就读。何鸿燊也曾在"皇仁"读书，但他是1933年入校的，比我早三年。

"皇仁"是收取学费的，每个学生每月得交学杂费伍元。每天，母亲都给我一毫钱一角钱，让我用来搭电车和吃午饭。但我自小知悭识俭，为了节省每天来回的六分钱电车费，每天早上提前动身，背着书包由湾仔经玛利兵房、兵头公园步行半个小时至鸭巴甸街的"皇仁"上学，下午放学后，又沿着上学的路步行回家。中午，就花四分钱到学校旁边的为食街（士丹利街）或小食店"三十间"吃糯米饭和大松糕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"俊记"的店员还在学校大门的铁栏处向学生兜售雪糕和面包，但我总是舍不得掏钱去买。

除了省吃省用、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外，很多时候，下午一放学，我就赶着回家，帮母亲记驳运生意的账目，或外出送发票，分派运费给舢舨客。

1941年，我升到三年班（相当于现在的中六）。那年年底，我正忙于应付期末考试，以进入大学预科。那时，由于在"南进"过程中不断高奏"凯歌"的日军正逼近香港，港府于是颁发了战时紧急法令，城里面气氛日趋紧张，大批香港人纷纷逃亡外地。相对来讲，"皇仁"等一些校园里还算宁静，一切的教学活动仍然如常进行。

12月8日那天，大清早我就起床了。前一天，日军袭击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。正好那天学校考试，为了争取多些时间温习功课，我一反常规，没有步行上学，而是掏出三分钱，准备坐电车。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，突然从九龙方向传来一阵阵飞机轰炸的声音，原来是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，港日战争正式爆发。

警报声响遍了全城，城里一片混乱。"皇仁"校方临时通知学生，停止上课和考试。

可能因为平日功课太繁重，考试带来更大压力，当知道不用上课，居然开心了好一阵。为了这一阵子的开心，现在想来还有点悔意，因为由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永远离开了学校！

我很怀念在皇仁书院的学生生活。1987年，"皇仁"创校一百二十五周年校庆典礼上，我应邀上台致辞。我致辞时回忆说：

在校时候，同学最喜欢有两件事：一是下大雨，二是足球练习比赛。大雨淋湿了衣服，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。每逢下雨，同学将衣服弄湿，要求放假，正如今日学生希望悬挂八号风球一样（香港天文台以数字对台风进行评级，"八号风球"为热带风暴警告。天文台发出八号风球信号，学校会停课）。足球练习比赛，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，同学个个兴致勃勃，奔驰于球场中，玩到筋疲力竭，还舍不得收队离开。

那时同学喜踢橡皮球，学校只有一个篮球场，校门前一块三角空地及校门旁边一条走廊，是同学抢着踢球的好地方。小息及放学后，较大的场地，多由高年班同学霸占，初班同学只好在厕所前面的走廊踢球，如果侵犯高年班的场地，球儿会被踢到无影无踪，直飞向庇理罗士女校那边去了。

……在我们重聚祝贺校庆的时候，我很怀念天真纯洁的校园生活。

为了表达我对母校的敬爱之情，我曾捐赠六百七十万港元给"皇仁"建设图书馆、基金、校舍和泳池。母校也因此给我回赠一首诗：

英才培育百年功，东向幼苗迎暖风；

扩展设施凭君力，学生得益感受同。

日军进城，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，而"皇仁"书院亦在劫难逃，校长奥干拿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，校舍被日军占用，课室改为马房，书桌做了马槽。而我也在日军的铁蹄下，开始走向社会。

【霍英东（1923年5月10日-2006年10月28日），原名官泰，祖籍广东番禺，出生于中国香港，社会活动家、爱国人士、香港知名实业家、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、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。霍英东7岁丧父，12岁进入香港皇仁英文书院学习，因抗日战争爆发辍学，做过修车学徒、铆工等工作。1945年开始经营驳运业务。1954年创办立信置业有限公司，发展房地产，随后进军海底采沙业，成为“海沙大王”。1955年后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、有荣有限公司等。1961年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。1965年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。1979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。1981年后历任东方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信德船务有限公司主席等职位。1983年其投资建立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。1985年担任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1992年至1996年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。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，享年84岁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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