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乃武小白菜何以能翻案？

大清四大奇案之一

近来重新研读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，尽管情节早已耳熟能详，但论及这桩名垂历史的冤案何以翻案，仍不免感慨良多。杨乃武与小白菜何以能翻案

一

首先得说明，冤案得以推翻，完全是因为杨乃武一家始终不懈的坚韧，至于小白菜葛毕氏的娘家和婆家，甚至于小白菜本人，完全是随波逐流，始终被动地逆来顺受。

原因也简单，小白菜就是普通小老百姓，最多就是有些姿色的小妇人而已。也因此，案发前她惹下了不好的风评，并埋下冤案的祸根。此案从头到尾，小白菜自己从无主动上诉申冤，她的家人亲友们也都袖手旁观，甚至举朝上下更没有谁认为她是被冤枉的。为杨乃武奔走呼号的士子文人、高官大夫，又有谁真正在意过小白菜的生与死？

说来悲哀，最终十指皆废、丧失生存能力的葛毕氏回到余杭时，虽然刑部终审已还其清白，但远近民众依然戴着有色眼镜看她。葛毕氏幼时丧父，年轻丧夫，未有子嗣，作为女性，“三从”无一可从，走投无路下，只好到附近的准提庵出家，法号慧定，直至1930年圆寂，享年75岁，一辈子青灯礼佛，形影相吊。

多年过去后，杨乃武外孙媳妇郑祖芬在整理婆婆（杨乃武女儿杨濬）遗物时，发现了葛毕氏口述的一张字条：

杨二爷（杨乃武排行老二，哥哥早逝）惹受天大不白之冤，人身受尽残酷摧残，遭终身之残，此时此事，终生难忘，均我所致，均我所害。二爷之恩，今生今世无法报答，只有来生再报。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，纯属清白。后人如有怀疑，可凭此字条作证。

这张字条令人嗟叹不已，小白菜于此旷世奇冤中，端的是里外不是人，无端生生被怀疑谋害亲夫，酷刑折磨下，被迫扯进杨乃武，又招致对方和杨氏满门的至死仇恨。及至翻案，杨乃武仍无法原谅她，坚持让她写下这一纸道歉兼证明！

90版电视剧剧照

是葛毕氏主动招惹谁了，还是生就的苦命就要遭此劫难？

真的是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漂亮的女人，最难。

每想及此，耳边总响起当年电视剧中的插曲，“小白菜，泪汪汪，从小没了爹和娘”……

二

今为此文，不想再赘述案情由来，对此案不了解又有兴趣的，不妨自己去查看。

本人想探讨的是，这桩旷世奇冤何以得以最终翻案？真是老佛爷慈禧太后大发善心，要拯救这对蒙冤男女于水火之中吗？

当然不是！

从来，黎民小老百姓的冤与苦、生与死，都不会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当做回事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翻案，是各种因素因缘际会综合作用的结果。这些因素，看似无关系未交集，实则通过台面上说不得的种种社会潜规则、权力利益交换与博弈联系起来。

该案被多次搬上舞台和改编成影视剧

杨乃武与小白菜蒙冤一案，恰似一场蝴蝶效应——始自于浙江余杭乡间微不足道的一次蝶翅颤动，却牵动了整个大清末日王朝的所有神经，最终触发的官场震动，开始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础，无异于敲响亡国灭朝的警钟。但作为其时的当局者们，却始终无法看清蝶翅颤动的真相，他们陶醉于帝国“依然有青天”的混沌自信中，自以为又一次为民做主，得回民心，江山永固可期。

三

此案得以翻案的最基础条件，是杨乃武的举人身份。

杨乃武生于道光二十年（公元1840年），浙江余杭人，杨家世代以种桑养蚕为业，家境小康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20多岁考取秀才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农历八月，33岁的杨乃武参加同治癸酉科乡试，一举上榜，是当年余杭唯一一名中举的才子。

既为举人，杨就一只脚踏进了仕途的门槛，具备了为官的资格。只要他有意于此，自可耐心等待朝廷“大挑”，候任做官；若家境允许，也可通过捐纳，尽快踏上仕途。

乃武中举，极可能是惹祸上身的一大诱因。

小白菜受刑剧照

此案一大令人不解之处在于，余杭知县刘锡彤何以从头到尾坚决认定杨乃武是涉案主谋，即刘锡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

后世诸多的演绎版本出现了各种解释，有说刘挟私报复，因杨乃武常替人写状、帮人打官司，以及所谓文昌阁撞舟种下积怨，对他多有不恭和顶撞。有说刘嫁祸于人，传说与葛毕氏通奸谋命的是刘锡彤之子刘子翰。再有说索贿受贿，据传刘锡彤就是要借此案讹诈杨乃武，却没想到对方居然丝毫不作回应，刘因此恼怒上头。

但刑部的终审结果却是，杨乃武和刘锡彤都分别坚称两人素无仇怨，亦“讯无挟仇索贿情事”。刘锡彤的儿子也不叫刘子翰，而叫刘海生。小白菜丈夫葛品连死前的半年，刘海生就已回到故乡天津，与此案毫无关联。

排除江湖演绎种种不实传说，就只能用两种说法解释，一是刘先入为主主观初步认定杨涉案，然后抹不开面子仔细深究案情，唯有将错就错一错到底。

刘锡彤也是举人出身，祖籍直隶天津府盐山，同治七年正月追补余杭县知县，此后来来回回，竟在余杭任了6年知县。此案案发时，刘锡彤67岁，仕途升迁已然无望，但求平安致仕告老还乡，该是他最大的心愿。遇到此宗命案，他肯定认为区区草民勾结做奸，寻常之事，于是但求从速审理，主观武断草草结案，却没想到杨家是个硬茬，一再不服上告，此时他虑及退路，决不愿引咎认错，就只好纵缰信马，继续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其二，杨乃武事发前两个月高中举人，余杭上下唯他一人，因此正志得意满，意气风发，倨傲自负。因此，有意无意他都会对同是举人出身、做了6年余杭知县的刘锡彤有怠慢之举。正所谓文人相轻，同类相斥。杨会如此，刘想必也难免。何况杨极可能还自认是本县唯一高中举人，抱有且看刘知县端底能拿自己怎样的心态。刘知县也极可能同样作想，治的就是你这号自傲自负之徒，新中举人又如何，本县虽不能对你动刑，令你招供，但你的功名予取予夺还不在官家一句话吗？

事实上，刘锡彤第二天就上报，要求革去杨乃武的功名。朝廷办事居然效率颇高，仅仅半月，批奏下达，杨乃武回复素人之身，这就为接下来的酷刑逼供创造了基础。

因一个举人身份，杨刘分别上心，各有想法，种下怨愤。但对于天下士子文人而言，却又是另一番理解。

令此案乾坤倒转的关键人物之一，出自浙江余杭，翰林院编修，后任兵部侍郎和光绪帝师的夏同善，得悉此案后有一番感慨之言，最为典型。他说：“此案如不究明实情，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。”

夏同善遗照

细品夏同善的话，有几层意思：其一，对有功名之人，尚且如此轻易罗织罪名酷刑伺候，草菅人命想见各地皆有；其二，文人功名系寒窗苦读，举家供养，历经几多磨难方才得来，但区区知县一纸轻飘飘的奏请，就能予取予夺，由人及己推想开去，哪一个读书人不为之寒心哀叹；其三，既为同乡，责无旁贷，当为杨乃武助力伸冤。

杨乃武在监狱墙壁上曾写下一副对联：“举人变犯人，斯文扫地；学台充刑台，乃武归天。”上联感慨的就是举人无端遭遇冤屈，导致“斯文扫地”，风气邪恶，士子无奈屈从，人身自由与安全毫无保障。引申开去，天下士子，包括已跻身仕途的文官集团，由杨乃武的遭遇触景生情，同感兔死狐悲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普遍心态。更何况，本就刑不能上大夫？

士子文人的上端是文官集团，他们对同类的遭遇既已深刻同情，自然会伸手相助。

于是，杨乃武的举人身份，又无形中反而成为了他救命的最后一棵稻草。

四

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前后历经3年有多，九查九审，上自皇帝和两宫太后，下至知县，五个层级，层层数次来回批奏询查，方才沉冤得雪。在究研翻案原因时，首先要问一问的，一桩情节并不复杂、相对容易验证的普通病死案，为何会如此经年累月都难以查明真相，翻案难度大过天？

答案很简单，就是官官相护。

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，在刑部开棺验尸公布最终结果后，由山东巡抚升迁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正好在北京，闻听消息后，他居然亲自跑到刑部，当面斥责尚书桑春荣糊涂：如此铁案都能翻过来，将来都没人敢做地方官了。

丁宝桢遗照

这位总督的言下之意十分明显，既然上级不能维护下级，既然为官者都能自揭其丑，那么，朝廷体面何在？为官者尊严何在？没有了体面与尊严，谁还愿意到地方去为官治民？

丁总督没有说出口的另一层意思是，命如蝼蚁的小老百姓，被冤死错杀几个有什么了不得，最重要的是，官官相护，必须维护朝廷体面官者尊严。

丁宝桢是当时极富声望的督抚大员，巡抚山东之际就敢于诛杀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，愣生生地令慈禧吃了一次哑巴亏，其后还居然无事，此刻他又蒙圣眷，升任四川总督。《清史稿》后来对其评价甚高：“政尚威猛”，“尤励清操”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介名臣，在涉及小民冤案问题上，尚且是如此的认识境界，更遑论本就铁板一块的浙江官场！

1864年7月太平天国兵败天京后，尽管曾国藩最终上奏解散了湘军，但剿灭太平军前后十数载，湘军死伤无算，曾国藩功劳之大，等同再造清室。湘军虽散，功劳难掩，封官进爵是必然之义。因此，其时的浙江和江苏两地，仍被湘系势力和衍生而出的两湖派牢牢把持。

有鉴于此，慈禧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，弄来一个回民马新贻，欲抄湘系老底。不料两年刚到，马总督居然被莫名其妙刺死，显见湘系势力暗涌凶猛，慈禧无奈只能调回曾国藩，以稳定两江局势。好在曾国藩一年半后病逝，湘系少了最大的领头羊，却不料早已调任西北的左宗棠主理新疆事务，所需饷银几乎全部要由浙江承担，于是，浙江又俨然成为当朝红人左宗棠的天下。左宗棠从1861年起，先后任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，长达5年，是湘军仅次于曾国藩的领头羊。

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事发于1873年，其时的浙江巡抚杨昌浚即湘军出身；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并非出自湘军，可也是凭军功上位，与湘军集团的人惺惺相惜；杭州知府陈鲁，属于武人做文官，也是出身湘军。余杭知县刘锡彤与陈鲁交好，陈鲁认同了刘锡彤的判决，府县两级看法一致，案件报到按察使，蒯贺荪也只是瞟了一眼走下程序，然后上报巡抚。杨昌浚对人命大案倒是慎重，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密查。但郑锡滜此行既不密也未查，倒成了刘锡彤的座上宾。案件走程序已到巡抚一级，刘锡彤必得维护自己的初审，他与郑锡滜一番勾兑，后者以“无冤无滥”报告给巡抚。杨昌浚于是将全案上报刑部做最终审核。

曾国藩遗照

杨氏一家先后两次“叩阍”（即京控），先是杨乃武姐姐进京告御状，都察院责令浙江重审，杨昌浚着杭州知府陈鲁办理，结果当然是维持原判。再是小杨詹氏(杨詹氏死后，杨乃武续娶妻妹，称小杨詹氏）第二次“告御状”，案件再被发回，杨昌浚为显慎重公正，此次将审理者换成4个非杭州府官员——湖州知府锡光主审，绍兴知府和富阳、黄岩两县知县副审。

但朝廷中却有人没忘记这桩两次京控的大案，光绪元年四月，都察院给事中王书瑞再次上奏，朝廷于是任命浙江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大臣，彻查此案。

胡瑞澜是湖北人，多被认为属于两湖派，但他和湘军并无关联，倒是和杨昌浚关系密切。既然有如此背景，他又怎可能怀疑巡抚大人和一众府县同僚？不过，他倒是从杨乃武的诉状中看出了几处疑点，但主观上的先入为主，却导致他朝相反的方向判断，他认定杨乃武“饰词狡辩”。光绪元年十月初三，胡瑞澜重审具结，上奏朝廷，认定原案定罪无出入。

至此，浙江全省上下，从知县到知府，到按察使，到巡抚，到钦差，不少官员或主动，或被动，都已与此案扯上关系。对他们而言，或许有人已经意识到其中必有冤情，但纠错的风险成本过高，一旦翻案不成，不仅得罪同僚，自己也会成为牺牲品，与其如此，不如将冤案做成铁案。杨乃武已被革去功名，不就是两个升斗小民吗，死何足惜？

于是，官场潜规则之一的官官相护，成为了他们的最终也是最优的选择。

五

但是，任何权力都有边界，也都有交叉；同时，朝中无派千奇百怪，围绕不同利益的权力自然形成不同的势力集团；因而，权力之间历来都存有摩擦和博弈。

胡瑞澜的重审上奏，理论上来说，已经是清朝民间“告御状”所能触摸到的天花板结果。

舆论再次凝聚力量。十月十八日，都察院给事中边宝泉上奏，以“重案未惬众论”为由，提请将案件交由刑部审办。两宫皇太后认为这样做“向无此政体”，未予准奏，但同时要求刑部“详细研求”。

案件就此出现转机，因为，身为三代帝师的翁同龢恰在此时以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。

翁同龢遗照

翁同龢与夏同善年岁相近，且是同年，从翁同龢日记可看出，两人往来频繁，私交甚笃。夏同善对此案了解最早也最详细，他有充分的可能和理由将全部情况告诉翁同龢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刑部得旨“详细研求”的当天，翁同龢日记除记载此事外，还写道，“夜诣子松（夏同善号）”。

此后，翁同龢的日记几乎每天都要提到该案。他调取案卷仔细核对，发现疑窦甚多。三天后，刑部就此案举行堂会时，翁同龢力主驳回胡瑞澜判决，再行重审。刑部尚书桑春荣却坚持“维持原奏”，翁随之与其激烈争论，最后“争而得之”。

继而，18名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，要求将该案交由刑部重新审理。当天，翁同龢和夏同善被两宫皇太后召至养心殿，“亦谈刑部事”。

转天，上谕下达，要求“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，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”。

围绕此案，朝廷官员数度发声，既有言官上疏，也有浙江文官集团的联名齐奏，再有翁同龢的据理力争，如此有条不紊，循序推进，显见幕后有人策划推动。这个人，只可能是夏同善。

夏同善如此作为的动机，除了身为同乡同情杨乃武之外，还因为他更深层次地看到了朝廷面临局势的微妙：其一，湘军和两湖派势力把持地方，结党朋比其势已成；其二，武官集团借助十数载的清剿之功，加官进爵，尾大不掉，已然骑到文官集团脖子上，为礼法不容；其三，新主刚立，两宫垂帘，地方湘军淮军势力崛起，藐法欺君，肆无忌惮，政令不出紫禁城，列强又虎视眈眈，皇权权威面临挑战。

这些理由，想必翁同龢全然赞同，因为他为此说过，“孤儿寡母，弱干强枝，尾大不掉”。同时，翁同龢与左宗棠向来政见不同，算是冤家对头，此案涉及的浙江官员多是左宗棠湘军嫡系，借力打力，就此削弱政敌，正可一石二鸟。

巧合的是，就在当月的二十日，经数辞不准后，奉慈禧太后懿旨，翁同龢与夏同善开始毓庆宫行走，任光绪帝师。及至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，翁同龢被擢为户部右侍郎。

在京浙江籍文官集团剧照

从光绪元年十月初三，胡瑞澜重审上奏，杨乃武无限接近死刑判决；及至十八日边宝泉上疏，上谕要求刑部“详细研求”；再至翁同龢刑部力争取得上风，18名浙江籍文官联名齐奏，上谕命令刑部重审，短短20天不到，3年旷世奇冤案乍现生机。随即，扭转乾坤的明暗两人竟然又被调任同职。

这其中的原因，既有文官集团不满于湘军和两湖派地方势力的日益膨胀，也有在京浙江籍文官对同乡遭遇的同情，更有以翁同龢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对皇权权威的忧虑。也是机缘巧合，夏同善和翁同龢这时候正当仕途得意，他们伸出拉一把的手，恰好有力。

杨乃武何其不幸，又何其有幸！

也许是苍天实在不愿“血溅白练、六月降雪、大旱三年”的窦娥式冤情当世再现吧。

六

宋代是党争激烈的朝代，所谓新党旧党之争，也是北宋从鼎盛迅速崩亡的原因之一。北宋皇帝对于党争的危害，并非不清楚，但他们看到党争有利于维护皇权的一面，于是将其上升为帝王驭术之一，称之为“异论相搅”。

慈禧太后遗照

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发时，两宫皇太后垂帘已然11年，慈禧早已深谙帝王驾驭之术，更深得“异论相搅”的精髓。不过，大清历经两次鸦片战争，太平天国又将南方搅得天翻地覆，国力日渐衰落，朝廷左支右绌，十分被动，又恰逢同治驾崩光绪继位，皇权权威落至低谷。面对湘军势力的崛起，慈禧既无奈又担心。曾国藩去世后，左宗棠遂接过扛鼎大旗，成为湘军的领军人物。此时，西北事端又起，左宗棠奉命西征，鉴于局势凶险，军饷又主要出自浙江，慈禧不能不给左宗棠面子，对湘军在浙江势力只能以安抚为主。

不过，凡事都有度。有统计表明，两宫皇太后围绕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，以皇帝名义前后发出的谕旨竟然有13道之多。为一宗民案，皇权如此频密发声，堪称空前绝后。这固然说明满朝上下物议沸腾，朝臣轮番上奏，皇帝不得不做出回应；但另外方面更说明，皇帝的话在地方不好使，一众官员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对谕旨或者不当回事潦草对付，或者干脆置若罔闻，若说皇权不下县正常，但现在皇权居然下不到府，甚至下不到省，这还能算哪门子正常？

左宗棠遗照

有一说，慈禧在责令胡瑞澜重审此案前，还派出了监察御使王昕到案件相关地方秘访。王昕查知，案卷所称药铺爱仁堂卖砒霜给杨乃武的说法不成立，这已根本动摇了此案。但浙江巡抚杨昌浚居然为保全面子，居然仍以“通奸谋命”上奏，往轻里说，这是官官相护，往重里说，这是公然抗命。

等到胡瑞澜上奏结果依然如是，慈禧联系王昕的上奏，已然明白浙江上下都在忽悠糊弄朝廷。可以想见，慈禧多么恼火，于是，令刑部“详细研求”，继而更是责令刑部重审，“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，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”。这道谕旨中的怒气，跃然纸上。

此时，慈禧应该已下定决心，利用“异论相搅”，借机弹压左宗棠的湘系势力，杀鸡给猴看。

王昕心领神会，在刑部开棺验尸后，即再次上奏，大致意思是：

始作俑者刘锡彤固然罪无可逭，独不解杨昌浚、胡瑞澜身为大臣，迭奉严旨，何以如此结党朋比、官官相护？……胡瑞澜、杨昌浚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皆因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皇上冲龄践祚，大政未及亲裁，所以藐法欺君，肆无忌惮。此等罪过，岂止是寻常案件的误判错判可比?……大臣倘有朋比之势，朝廷不无孤立之忧。

一句朝臣结党朋比，一句暗示意味的欺负孤儿寡妇，正说中慈禧心思，更切中朝廷中枢与地方势力博弈的关键。

只等慈禧动刀。

七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杨乃武虽为小康之家，有点家底，但也经不住3年多的官司折腾，尤其是两次京控，且不说来回路费不菲，只算上下左右关系的打点，就足以令杨家倾家荡产。

如果没有胡雪岩暗中资助雪中送炭，杨家断然打不下去这桩官司，更别提翻案昭雪了。

夏同善所以能最早了解案情，是因其正好丁忧在家，即将结束返京时，胡雪岩为其饯行，庆余堂的西席（家庭教师）吴以同一起作陪。巧合的是，吴以同与杨乃武是同乡，且是同年考取秀才，两人私交很好，对杨乃武屈打成招的冤情也十分了解。在席间他就和夏同善说了这件事，请他回京后设法帮忙，还杨一个公道。夏同善当即慨然应诺，说了那句十分硬气之语。

胡雪岩画像

胡雪岩当即通过吴以同，向杨家赠银二百两，资助其进京打官司。

促使胡雪岩如此做的动机，一是他本人其时正直善良，乐于助人；二是，他想独占供应左宗棠军需这一大单生意，这就需要营造不利于浙江巡抚杨昌浚的局面。胡左二人早在1861年既已结识，其后胡雪岩一直为镇压太平军的左宗棠采办军火和粮食。左后来领命西征平叛阿古柏，官办军需是笔大生意，浙江上下都对这块肥肉垂涎三尺。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其中的冤情，恰好为胡雪岩提供了打击杨昌浚的机会。

其后的形势发展，一如他的预料，朝廷果然对浙江官场开刀，胡雪岩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，全力为左宗棠办理军需，代借外款5次，高达1195万两，采供军饷、订购军火，为大清收回新疆主权立下汗马功劳。经左宗棠奏请，清廷赏赐胡雪岩黄马褂、二品红色顶戴，“红顶商人”从此名动天下。

八

谈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，不能不提《申报》。客观地说，如果没有《申报》持续有力的追踪报道，形成空前的舆论压力，单靠杨家一再京控，翻案也只能是空想。

《申报》对此案的报道

从新闻专业水准衡量，这篇报道完全不合格。

一周后，《申报》刊发了该案的第二篇报道《祥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案情》。与第一篇报道相比，此篇报道开始质疑该案，并将矛头直指最初定案人余杭知县刘锡彤：“余独怪夫为邑尊者，既不能保全书生，又不能讯明疑案，徒听一面之词，非刑拷打。至令虎榜蒙羞，枭徒漏网。噫，岂曰能吏哉！”

朝臣阅读《申报》对该案报道剧照

这是《申报》第一次为杨乃武鸣冤。

从此开始，《申报》对待该案的报道日益客观、公正、严肃，它坚持“不偏不倚，立论不一边倒”的态度，既报道事态进展，又能表达“多种声音”，逐渐彰显出舆论监督的色彩。受此影响，知情民众甚至主动投稿，诉说案情的进展。

《申报》对此案最轰动的一篇报道，竟然出自杨乃武之手。

杨乃武狱中写诉状

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（1874年12月8日），《申报》刊登《浙江余杭杨氏二次叩阍原呈底稿》，此时已是杨乃武妻子小杨詹氏第二次进京“告御状”的3个月之后。《申报》编辑敏锐地在邸报所载的都察院奏折上，看到了“原呈”的部分节录，于是“再录供众览，以表奇冤。”。

无端遭到拘押和严刑拷打后，杨乃武写过多份申诉状，但流传下来的只有《申报》刊载的这份。杨乃武能中举人，当然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此状中，他提出八个“不可解者”，论证官方证据不合理。他的论述环环相扣，逻辑严密，言辞犀利，切中要害。看完全文者，无不认为这是一桩旷世奇冤。

该文一经刊发，震撼京畿朝野，沪杭乃至江南视听都为之耸动，正所谓“物议沸腾”。朝廷对此案的态度，也由一般常规对待转变为日益重视。

《申报》原址和创刊号

如果硬要厘清这桩冤案得以翻案诸种原因所占比重，《申报》报道形成的舆论压力，该能占到一半以上。

九

光绪二年（公元1876年）十二月初九，刑部尚书桑春荣带领刑部的堂官、司官和仵作差役等一共40余人，一起到海会寺公开开棺验尸，结果证实小白菜丈夫实乃病死。最后结案的刑部奏折表明，“本案主犯杨乃武、葛毕氏俱无罪开释”，并明确两人“无通奸”。至此，这宗旷世奇冤案终被昭雪。

但是，对历时3年有多的酷刑折磨、监牢羁押，大清根本不会、也想不到对被冤屈者做出“国家赔偿”，杨乃武与小白菜虽获自由，但却失去了人生的要义。

虽然翻案人生已毁

他们躲过了刑事处罚，但纲常礼教却未放过他们：“葛毕氏因与杨乃武同桌共食、诵经读诗，不守妇道，致招物议，杖八十；杨乃武与葛毕氏虽无通奸，但同食教经，不知避嫌，杖一百，被革举人身份不予恢复。”

第二年春，37岁的杨乃武拖着被打残的一条腿回到余杭家中，但此时的他功名尽革，家徒四壁。光绪四年（公元1878年)，《申报》老板美查聘请杨乃武到《申报》任职。不料未久，他因编发一篇关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译文，得罪对方被迫离职，只好回家重操祖业养蚕。好在他养蚕技艺不俗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，1914年9月不幸身患疮疽，不治辞世，终年74岁。

刘锡彤作为冤案始作俑者，被罢官流放黑龙江。此时的刘年过七十，本可花钱抵赎，唯刑部认为他罗织冤狱，特意从重处理，明文“不准收赎”，刘锡彤其后死于流放路上。

多个民间版本演绎出“浙江一省百余名官员被罢官”的说法，实乃讹传。实际上，因此案被罢免的官员只有9人，即浙江巡抚杨昌浚、学政胡瑞澜、杭州知府陈鲁、宁波知府边葆城、余杭知县刘锡彤、嘉兴知县罗子森、候补知县顾德恒、龚世潼、郑锡滜。原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在结案前亡故，未再追责。

慈禧借此案对地方势力敲山震虎，当时看的确如此。不过，形势比人强，杨昌浚被革职仅一年后，左宗棠就出面保奏，让其“佐新疆军务”，对倚为重臣的左宗棠，慈禧不得不给面子。其后杨昌浚又晋升为漕运总督、闽浙总督、陕甘总督，仕途一路坦荡荡。

最为讽刺的是，被杨乃武斥为“学台充刑台”、不懂审案的学政胡瑞澜，也在不久后重获启用，后来居然还担任过大理寺卿，专门负责复审案件。

锡光等4位拖着对此案不审不判的官员，事后未被追责。事涉此案的众多人等中，唯有他们全身而退。

90版陶慧敏饰演的小白菜深入人心

官场为官，何以为道，他们显然深得其味。

论及此案真正的输家，首先还得是小白菜葛毕氏和杨乃武，其次才是刘锡彤等低级别官员。

旷世奇冤看起来是翻案了，可人生能重来一遍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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